二里头文化是中国王朝政治的开始，除了在社会制度、政治体质方面的重大变化外，二里头时期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以及生产系统都明显受到了社会政治形态的影响。
我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黄铜器的端倪。到龙山时代考古工作发现了更多的铜器以及冶铜、铸铜相关的生产类考古遗存，但龙山时期的铜器主要限制于小型工具和小型装饰品。在龙山时代晚期，进一步出现了通过复合范铸铸造的铜铃、銎斧等稍复杂的青铜器。到二里头时期，青铜冶铸业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发现了前所未有的青铜器种类，还发现了多处青铜冶铸相关的作坊遗址，以及大量青铜冶铸遗物。
从成品角度来看，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的青铜器包括了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工具、渔具等6大类。容器方面包括铜爵、铜斝、铜盉、铜鼎；
铜鼎铜斝铜爵乐器主要为铜铃；
装饰品包括兽面铜牌饰、圆形铜牌饰、铜泡；
单翼铜铃兽面铜牌饰兵器包括铜钺、铜戈、铜刀、箭镞；
工具有铜锥、铜凿、铜锛、铜锯、纺轮；
渔具主要是铜鱼钩。
青铜器的发现不仅仅局限于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遗址以外的其他遗址也发现少量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主要包括工具、兵器以及少量的铜爵、铜斝等器物。这些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大约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或稍晚的时代。
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和铜矿资源的分布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生产遗存主要发现在二里头遗址和东下冯遗址。在二里头遗址的IV-VI区域等不同地点发现了包括铜渣、熔炉碎片、陶范在内的遗物。
铸铜生产地点出土的动物纹陶范在二里头遗址内出土过一件体积较大的半圆形铜块，可能是作为铸造原料的铜锭的残块。在东下冯遗址出土了30多块铜渣和7块铜范，石范中可辨识的器形包括斧、凿等。因此可以确定，在东下冯遗址也存在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内有铸铜生产相关遗物的地点经过正是发掘的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作坊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南部，根据钻探与发掘资料估计作坊面积大约接近1万平方米。遗址在-年间进行了多次发掘，在这处作坊内，以若干座东西向的长方形浇铸场为主体。
在各个浇铸场内发现有浇铸铜器过程中形成的工作面以及铜液泼洒形成的铜渣层，大量的熔炉碎片。在浇铸场内还发现有成人和儿童的墓葬，可能是正常死亡工匠的墓葬，也有可能是铸造青铜器过程中举行某些仪式时所进行的祭祀活动。
在该处冶铸场内发现有陶范、石范、铜渣、孔雀石、木炭和一些小件铜器。其中陶范数量很多，这些陶范均由细泥制成，经过烘烤后使用；石范数量相对较少，仅用于铸造一些简单工具。
如果说铜锡青铜合金技术在龙山时期尚未普及，到二里头时期则有很大进步，所制造的大部分铜器都是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也有铜铅合金以及铜锡铅三元合金。在二里头遗址曾经出土过锡块和铅块，应该是铸造青铜器的原料。
二里头文化由多块内、外范拼合形成的复合范铸技术，在中国古代金属铸造工艺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为商周时期灿烂的青铜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不过，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与商代的青铜冶铸技术相比，还有一定的原始性。二里头文化的铜器一般比较轻薄，有的铜器器壁厚度仅有2至3毫米。铜器铸造完毕后没有经过仔细的打磨，内范在器物成型后也往往不能完全掏挖干净。此外，虽然一些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上有一定的装饰纹样，但多数铜器上都是素面，仅有的纹样也只有简单的几何纹、乳钉纹、圆圈纹和方格纹。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类型多样。目前发现的玉器主要类型包括刀、璋、钺、戚、圭、戈、柄形饰等玉礼器，箭镞、铲、环等器物。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淅川下王岗遗址也发现有少量二里头文化玉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璋及其阑部纹饰二里头文化的玉器有些制作宏大，如年出土于二里头的玉刀，长达65厘米，并装饰有规整的几何纹饰。切割巨大的玉料并形成规整光洁的玉器需要有相当高的技术。
二里头遗址七孔玉刀及其细部纹饰绿松石加工也是二里头时期的一类重要手工业活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不少玉器和青铜器上都有复杂的绿松石镶嵌图案。年春季考古工作人员在宫城以南发现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绿松石料坑，坑内出土了大量的绿松石原料、毛坯以及废料。
绿松石龙形器与海贝串饰随后考古工作人员又在坑周边进行了仔细的钻探和发掘，一处面积不小于平方米的绿松石石器作坊浮出水面。这一作坊区主要生产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作坊至少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即已存在，一直使用至四期末。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器和青铜礼器一样，主要服务于王族和贵族，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一作坊被围墙封闭起来、与宫城仅一路之隔，显示出其级别之高和地位之重要，应该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
漆器在我国发现的时间很早，在距今年的河姆渡文化中就有了明确的漆器。二里头时期目前也发现了一些漆器遗存，主要集中在墓葬中。其中最常见的器类为觚，漆觚常与铜爵、陶盉搭配，此外还有匣、豆、盒、勺、匕、鼓等漆器。在棺木上也有用漆装饰的情况，漆器上装饰有精美的饕餮等复杂纹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雕花漆器残痕年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一座建筑基址上，发现一个直径约11厘米的木柱，表面仍可见红、黑两色漆皮。这可能表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一些高级建筑可能也用漆进行了装饰。
在纺织业方面，二里头时期已经能见到多种类型的纺织品，目前可确认的质料包括麻织品、丝织品。在二里头遗址屡屡发现纺织品的实物或痕迹，主要见于铜器和玉器上。这主要是因为铜器和玉器作为随葬品入葬时往往用纺织品将其包裹起来，因此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表面有时会观察到纺织品遗留的痕迹。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铃上的织物痕迹在纺织工艺方面，通过对出土纺织品的观察可见平纹织法和斜纹织法两类。
骨器也是二里头时期重要的手工业制品，骨器非常普遍的发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各个遗址上，是当时生产和生活中最常见的器具。这类骨器主要包括农具，如铲，工具如锥、凿、锛、刀，兵器，箭镞。生活用品匕、叉、簪、针等。铲一般是用大型动物的肩胛骨或下颌骨制成的。其他的器具，主要是用动物的肢骨制造而成的。
至年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个长约12米、宽9米、深4米的大型灰坑。坑的上层非常集中的堆积着一大批废骨料，以大型动物的关节头为主，这些骨骼上都有明显的割锯痕迹。同时还在坑内出土了大量的成品和半成品骨器。这些灰坑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丢弃骨器生产废料而形成的垃圾坑，暗示其附近应当就是二里头时期的骨器作坊。
目前尚未在考古遗址内发现二里头时期的车本身，不过年在二里头遗址北部发现有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双轮车辙印，车轨距离约1.2米，可能是较为小型的车长期碾压形成的。因此，二里头时期可能已经能制造双轮的车。但是二里头时期到商代早期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现家马的遗存，所以二里头的车以何为牵引动力目前尚无法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