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收益，经济布局的调整使土地资源的利用更趋合理化，然而土地资源并非取之不尽。
因此，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非土地资源的开发，这其中就包括农副产品、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此外，19世纪中晚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背景下，甘青民族走廊内的各级城市尤其是兰州等城市之中开始出现工业化现象，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近代工业得以创立，开启了步履蹒跚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与此同时，在进口和国产的机制工业品的冲击下，域内传统手工业逐渐呈现衰落的迹象。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明中叶以来，我国民间手工业普遍建立，至清代无论是行业类别，还是产品种类均有所丰富，在此背景下，甘青民族走廊内的手工业也取得一定发展。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依托于本区域丰富的农业、牧业产品，就地取材，进行相关的加工生产，从而增加劳动投入的产值。这些农副产品加工业主要以粮食加工、水烟制作、毛纺织、皮革加工等较为普遍。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明清时期是甘青民族走廊内矿业开发的重要时期。金、银、铜、铁等金属及煤、盐、朱砂、水银等非金属矿产在域内均有分布，明清政府出于军需生产及民生用途的目的，着力开采及利用域内的矿业资源。
首先是金、银、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开发。甘青民族走廊内开采金属矿产的活动主要集中于兰州府、西宁府及岷州等地。其次是煤炭的开采。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域内与铁齐名的矿产是煤，当时域内主要的产煤区是皋兰阿干镇、永登窑街之炭窑、大通县及碾伯县。
随着矿物资源的不断开发，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五金制造业逐渐兴盛起来，并深刻影响着域内的社会生产及日常生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铁器业。明代的铁、铅、硫磺等矿物除少部分用于生产农具及生活用具外，大部分用以制造武器、盔甲等军需物品。明代卫所及边远府、州均设军器局，以便就地打造兵器。
大批内地铁器匠人以军人的身份迁徙至此，使内地传统的生产技术传入此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域内铁器锻造的工艺。
终明之世，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除大量锻造军器外，还为佛教寺院、文庙铸造许多铁器。至清代，铁器手工业已逐渐由军用转向民用。随着农业不断发展，铁质农具成为市面上重要的商品。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手工冶铁技术在保安族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在保安族中有大量从事铁器制造的匠人，产品包括斧头、铲子、镰刀、菜刀、镢头、腰刀等，其中尤以保安腰刀最为著名。
保安腰刀是保安族人传统的手工艺品，它以做工精良、刀刃锋利等特点而闻名于世，深受当地保安、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百姓的喜爱。
东乡族的传统手工业产品众多，其中毛毡与褐子以其较高的工艺水平而闻名。东乡族中有许多专门织褐的匠人，他们将织褐称为“木褐他木”。因东乡地区人口稠密，可耕地较少，加上当地蒙古族、藏族多以畜牧为生，羊毛等原材料较为充足，所以东乡人除务农外，也会以织褐贴补家用。
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的藏族中也保有传统的手工业，原料多为畜牧产品，其制成品包括氆氇、皮靴、毛袜、帐篷等，其中氆氇是藏族较为重要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氆氇具有坚固耐用、保暖性好、实用性强等优点，深受藏族、土族、蒙古族百姓的喜爱，也是本区域藏族社会经济中的必需品。
近代工业的萌芽
相较于内地而言，甘青民族走廊偏居西北，西方文明未能直接传入，近代工业的发展相对迟缓且规模偏小，更无法与内地同类工业相提并论。但19世纪70年代，在以“强国富民”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背景之下，本区域的近代工业迈出前所未有的关键一步，更对地域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危机四伏。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抵制列强威逼的认识出发，以军工企业为肇始，拉开中国近代化的大幕。
在此历史背景下，全国各地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等。
当闽浙总督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亦将西方科技文明引入。在左宗棠及赖长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兰州制造局及甘肃织呢局相继创立，并试制出不少近代机器设备，此举不仅翻开甘青民族走廊近代机械工业历史的首页，也是本区域社会经济史上的一个伟大开端。
左宗棠兴办洋务工业虽以失败告终，但并非其个人过失所致，而是受历史条件所限。兰州机器制造局在停办后先并入军装局，至民国年间曾一度恢复生产，并最终成为甘肃机器厂。
甘肃织呢局停办后又几度恢复生产，直至抗战时部分机器仍可使用，民国间部分机器用于发电，以供地方公署照明之用，后发展为兰州电厂。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辛丑条约”谈判之际，清廷匆忙宣布实行“维新新政”，这与当时国家内政外交濒于绝境有关。清廷号召“维新新政”，希望全面振兴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年，奕劻奏请设商部，翌年3月成立。
尔后，商部先后设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户部银行、工艺局等。在清廷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皆仿效之，山东、四川、广东等省及所属州县也设立劝工局厂，而在甘青民族走廊内也出现兴办实业的高潮。
官报书局及石印书局的创办使甘青民族走廊乃至西北地区进入近代机器印刷的时代，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使省内外略知时政要领，其裨益于民智者不无小补，”在开通民智，繁荣地方文化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首先，手工业多为就地取材，产品以日常生活品为主。甘青民族走廊属农牧交汇之处，畜牧业资源丰富，因此毛纺织成为最具地域特色的手工行业。
如兰州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农耕区与游牧区交错并存，但农业长期受自然条件制约，而畜牧业资源相对丰富，当地百姓为解决生活所需，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并加工成各种生活用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绒褐。
其次，临近牧区的手工业多服务于畜牧业，产品主要销往牧区，并呈现出所谓“外向型”经济的特征。如在青海东部农业区，来自内地的手工艺人云集于此，并逐渐形成西宁、丹噶尔、鲁沙尔等手工业中心市镇。
由上观之，清中后期，在农牧交界的地区形成的商贸集镇，不仅吸引大批商人至此开展贸易活动，更带动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进而满足牧区百姓对生活日用品的需求。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明清时期，在外部因的影响下，本区域的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均取得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发展。
如明代迁入的工匠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艺及制作方法引入，不仅丰富了手工制品的种类，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产品的品质。而入清以来，一大批来自内地的官员主政地方，在先进理念的指引下，开拓进取，积极兴办实业，推动了域内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就传统手工业而言，主要是内地工匠引入先进的生产工艺，并不断革新。如西宁著名的“袁炉院”，其创办人系洪武初年随军戍守西宁的军人，后定居观门街，开设铸造作坊。袁氏不仅将内地先进的铸造工艺传入西宁，且因地制宜生产出适合不同地貌的犁铧，改进了农业生产工具。
此外，清代本区域的官员多来自直隶、福建、四川、河南、陕西、安徽等内地及沿海地区，这些知识分子思想活跃，见识广博，主政地方后，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与事物，从而改变“地瘠民贫”的落后面貌。如嘉庆年间，时任高台知县周濂见民间纺织不兴，便成立纺织公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