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定陶木版年画
文/张宗建
菏泽旧称曹州，当地曾有悠久的木版年画制作历史，其生产地分布于所辖的各个县市及旧属曹州府的邻近县区。在上世纪80年代，朱铭先生著文《曹州年画》应为曹州木版年画名称最早由来，后中国美院王超教授曾沿用曹州木版年画概念，再至今日菏泽市博物馆为保护主体申报的“曹州木版年画”非遗项目亦将出炉。但在学术界及政府文化部门，曹州木版年画的范畴、所辖区域及其主要作品仍有陌生之处。
基于此，笔者将根据自己考察、文献梳理、图片考证、口述采访等资料的汇集，针对每一具体县域书文《我所了解的……木版年画》，文中内容仅限个人理解与研究，因田野考察及资料搜集的困难，尚有诸多画店或作坊未能纳入，望有志者可依次为引延续研究。
定陶范蠡像
定陶区地处山东省菏泽市中部，北接牡丹区，南靠曹县，东部则为巨野、成武二县，是菏泽市唯一一个不与其他任何地级市交界的县区。年，定陶撤县划区，成为菏泽的两个市辖区之一，也是正在建设中的菏泽新区。
在历史上，定陶土地曾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即是上古华夏部落活动的核心区，又是具有余年建县史的千年古县。据《史记》记载，春秋末期，范蠡助越灭吴后，辗转至陶，“以陶为天下之中”，遂在此定居经商，“十九年间，三致千金”，被后人尊为商祖，死后葬于陶，定陶之名由此而始。而这里“天下之中”的美誉，也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定陶已是中原地区水陆交通的中心与战略要地。
“天下之中”——定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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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起与发展
定陶区民间文化资源丰富，包含种类众多，截止目前已有陶朱公传说、两夹弦、定陶皮影3种民间文化事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同时，在诸多民间文化的滋养下，当地民间信仰氛围浓重，各类庙宇分布广泛，知名者如弘禅堂、左山寺、戚姬寺、宝乘塔院等。其中，唐宋以来形成一定规模的庙宇群莫过于以仿山为中心的各类寺庙道观，据传在明清时曾达40座。
定陶仿山
仿山各类庙宇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仿山庙会的产生。据传，庙会于宋代形成，《兖州府志》记载：“太平兴国中，岁旱，祁灵有应，敕封其山为丰泽侯，每岁三月二十八致祭。”此后，仿山庙会逐渐扩大，至清末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品交易大会，影响力远至山西、河北、天津、上海等地。
在庙会发展的基础上，诸多民间工艺进入了市场交易的舞台，木制品、条编、农具、玩具及各类手工杂货遍布其间，充分显示出多地文化的交融及当地工匠类型的广阔。这其中，受庙会时间影响，木版年画很难在此时作为商品存在，但这些相关工艺的大量涌现，依然为当地木版年画的生产带来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与文化需求。
仿山庙会中工艺品售卖者
民国5年《定陶县志》曾有记载：“元旦画门神，贴桃符。家人续拜，亲友相贺，楣贴画鸡。”可见，在定陶一带，年画使用的风俗是十分广泛的，甚至“贴画鸡”这一古老年俗在民国间依然有所流行。而在邓野《一九四八年在冀鲁豫边区工作点滴》一文中提到：“当时组织了各县的民间艺人培训班，学院来自冀鲁豫边区各县农村旧年画制作艺人……东南到定陶、巨野。”这些材料也都进一步为我们指向了定陶木版年画的生产，在历史上应是有所规模且题材广泛的。
年《定陶县志》曾述：“清末及民国年间，境内有多处制作木版年画的，尤以马集乡最为有名。”除马集外，定陶境内的张湾、一千王、陆湾、牛屯、孔连坑、堌堆刘庄、胡庄等地均有一定的年画生产，其题材囊括了门神、灶神、财神、天地神马、罩方画、书本子等，同样具有浓重的纸扎艺人参与制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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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画店主要分布
从地理分布来看，定陶木版年画呈现出自县区东西两侧延伸，且多于菏泽牡丹区临近处聚集的特点，这似乎与早期靠近菏泽市区可以获取更大市场有所关联。
介于定陶木版年画与纸扎活动的密切关联，在历史上亦曾出现了诸多知名画匠，他们既从事纸扎制作，又进行年画画稿绘图，同时还涉及塑神与神像绘制的活动，可谓全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包括胡庄的胡兆芹、孔连坑的孔宪亭、北关的苗细春、牛屯的李学山等人。而他们的后人，基本上也延续了先辈的手艺，将木版刻印文化不断传承下来。
其中，孔连坑孔氏纸扎规模与水平较高，其先祖孔宪亭所绘稿样鲜活动人，品类齐全，有灶王爷、天爷爷、上官下财、门神、家堂轴子、八仙过海等题材，以罩方戏曲故事为主，并刻版印刷墨色线条，色彩则为手绘。据介绍，其第二代传人孔庆银配色与手绘上色方面技艺超群，能手拿三四杆毛笔，润色鲜艳，用水恰当，无人能比。时至今日，孔氏纸扎铺所用的机器印制的罩方画，仍大都是据孔宪亭所绘稿样改动而成。
同时，桑李村李氏、一千王王氏亦是当时有名的纸扎大户，其罩方画制作同样以半印半绘技巧为主，所生产的戏曲题材众多，呈现出与菏泽北部县区不同的风格面貌。
另外，在陆湾一带曾见套版印刷的书本子年画，其内页多为一页一人，相比北部县区的一页一场景有所差异，可以说是这一带的独有特征。
定陶木版年画的生产与使用历史，一定程度上是曹州木版年画发展史的重要缩影，自清末民国兴盛乡野以来，建国前随着大量绘有美人像的月份牌年画涌入鲁西南地方生活中，木版年画呈现了首次衰退，但很快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自政府至民间的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使年画生产重回高峰。之后，上世纪中期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使年画艺术陷入消沉，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木版年画又在市场上出现，但已有机器印刷年画与其竞争，21世纪后，其存活空间已极受压缩。时至今日，如若再不进行强有力的调查与保护措施，定陶木版年画甚至曹州木版年画的消失将只是时间问题了。
作者：张宗建，山东郓城人
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
山东民俗学会会员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硕士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
就职于江苏师范大学
转自耒耜说平台
编辑：马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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